历史名人刘禹锡的故事
刘禹锡的诗,无论短章长篇,大都简洁明快,风情俊爽,有一种哲人的睿智和诗人的挚情渗透其中,极富艺术张力和雄直气势。下面是是小编整理的历史名人刘禹锡的故事，欢迎阅读参考
历史名人刘禹锡的故事篇1
韩愈为柳宗元(字子厚)撰写的《柳子厚墓志铭》中记述了柳宗元的这样一件事：元和十年(815)，柳宗元由礼部员外郎贬为永州司马期满进京又外任为柳州剌史。同时，他得知刘禹锡(字梦得)也被贬为播州剌史。柳宗元落着泪说：“播州非人所居，而梦得亲在堂，吾不忍梦得之穷，无辞以白其大人，且万无母子俱往理。”其意是说，播州不是个人住的非常荒远之地，而梦得是个孝子，家有老母亲，我不忍心梦得身陷困境，又没有可以劝慰老母亲的话语，且没有母子同去播州的道理。于是，柳宗元“请于朝，将拜疏，愿以柳易播，虽重得罪，死不恨。”即向朝廷请求，上奏疏给皇帝，愿用自己任所的柳州与刘禹锡对换，就是再加一重罪，也死而无怨。恰好有人把梦得的事上报给皇上，梦得被改任连州剌史。
刘禹锡写《陋室铭》
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，因参与政治革新得罪当朝权贵，被贬为安微和州通判。按当时规定，通判应住衙门里三间三厦的屋子。可和州知县见刘禹锡是被贬而来，便多方刁难。先是安排他住在县城南门，面江而居。刘禹锡没有埋怨，撰写一幅对联贴于房门：面对大江观白帆，身在和州思争辨。这个举动气坏了知县，又令衙内书吏将刘禹锡的住房由城南门调到城北门，由三间改为一间半。新宅临河，杨柳依依，刘禹锡写了一幅对联：“杨柳青青江水边，人在历阳心在京。”安心住下，读书作文。知县见他还是悠然自得，将其住房再度调到城中、而且只给一间，仅能容下一床一桌一椅。半年时间，刘禹锡连搬三次家，住房一次比一次小，最后仅为斗室，写下《陋室铭》一文。
刘禹锡玄都观
过了几年，皇帝忽然想起刘禹锡有那么点才能，就又重新把他调回京城。
刘禹锡到京城后，听说这几年郊区玄都观里来了个老道会种桃花，偌大一个庭院尽是桃花，等到开放，壮观得很。
于是刘禹锡就和朋友相约去看桃花。
刘禹锡这个人本来就好写诗，看了如此壮丽的桃花，焉能不写。
于是他回来就写了一首《游玄都观》。
紫陌红尘拂面来，无人不道看花回。玄都观里桃千树，尽是刘郎去后栽。
刘禹锡的诗本来就有名，这下很快就流传开了。
结果有人这么一分析，就向皇上进谗言，说这首诗明是写桃花，其实是讽刺新提拔的权贵的。
皇上当然不高兴，于是就把刘禹锡又发到外地去了。
差不多十年后刘禹锡又被调回京城，恰好是春天，于是想起玄都观的桃花。
结果一看，很让人失望。
种花的道士已经去世，庭院也就破败，再也没有往日的繁盛了。
刘禹锡又想起这些年有无数的权贵兴起又衰败了，难免感慨，于是又写了一首《游玄都观》。
百亩庭中尽是苔，桃花净尽菜花开。种花道士归何处?前度刘郎今又来。
这首诗传到皇帝耳朵里，又觉得刘禹锡在发牢骚，就又把他发到外地去了。
刘禹锡故事
刘禹锡中了进士后，便在京做监察御史;因为他放荡不羁的性格，在京中受人排挤，被贬做苏州刺史。就在苏州刺史的任内，当地有一个曾任过司空官职的人名叫李绅，因仰慕刘禹锡的闻名，邀请他饮酒，并请了几个歌妓来在席上作陪。在饮酒间，刘禹锡一时诗兴大发，便做了这样的一首诗：“高髻云鬓新样，春风一曲杜韦娘，司空见惯浑闲事，断尽苏州刺史肠。”“司空见惯”这句成语，就是从刘禹锡这首诗中得来的。这首诗中所用的'司空两个字，是唐代一种官职的名称，相等于清代的尚书。从刘禹锡的诗来看，整句成语的意思，就是指李司空对这样的事情，已经见惯，不觉得奇怪了。
刘禹锡题碑
在桃花源入口处，竖着一块丈把高的石碑，上面刻着“桃源佳致”四个大字。这四个字，是唐朝刘禹锡题的。
刘禹锡被贬到朗州作司马后，经常到桃花源散心。别人见他是个大诗人，都来请他题字。他心情不好，总摇头拒绝。
有一次刘禹锡又到桃花源里来游玩，发现原来见到过的一些长得很好的树木，一些很雅致的石头都不见了，便虎起了脸，找来了看山老人查问。看山老见刘禹锡生了气，慌忙报告：“大人，你只知这是块风水宝地，却不知附近多少有钱有势的人想霸占它，我老头哪能管得住啊!”
刘禹锡听了，叹了口气，想到自己虽没拿走这里的一草一木，却也没有为它做过什么好事。于是，便叫人拿来笔，蘸饱了墨，挑中了一块斜靠在山边的大石头，写了“桃源佳致”四个大字，后面又写上自己的名字。他又叫石匠把这几个字錾到石碑上，抬到桃花源入口处竖了起来。
后来，那些有钱有势有人来了，一到入口处，抬头看到那块大石碑，知道司马大人刘禹锡要保护桃花源，只好悻悻地说：”既然刘司马题了字立了碑，今后谁也不准拿一草一木!”
据说，桃花源就是这样被保护下来了。后人感激刘禹锡，便把这块碑叫做“镇山碑。”
历史名人刘禹锡的故事篇2
唐代文学家刘禹锡(772——842)在长期的贬谪生活中，大多时候有职无权，内心十分苦闷，希望能够找到一种排遣忧愁烦恼的方法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开始与僧人往来，研读佛典，寻求解决人生痛苦烦恼的方法。随着对佛教理解的日益深入，他从当初的好奇，已经变为深深了解个中三昧，以至达到了“事佛而佞”的地步。他自述自己案席上放的多是“旁行四句之书” (佛教典藉)，来往者也皆是“赤髦白足之侣”的僧侣(《送僧元皓南游》，《刘禹锡集)卷二十九)。与一般的好佛者不同，刘禹锡对佛教的尊崇是他一生苦苦求索的结果。他说自己做官二十年，一直在思索寻求一种人生之道，结果发现世上所谓的诸道，如科举进仕、经商产业等，都难以行通，非为正途，只有佛教“出世间法”，才值得尽心。
唐代佛教正逢鼎盛时期，刘禹锡被贬地朗州亦是佛教圣地。离城区二十华里的德山千明寺就是享誉华夏的十方丛林，四方衲子纷纷来此挂锡。刘禹锡常来此拜佛、参禅，与僧人探讨佛理、佛法。经常亦有外来僧人来刘宅与其切磋禅理， “相欢如旧识，问法到无言” (《赠别君素上人》)。他与南岳衡山、牛头山、杨岐山等处的禅僧如仲制、灵澈、元暠、如智、慧则、广宣、鸿举、义舟、景玄、惟良等以及日本僧人智藏有广泛交往，有的交往还很深。柳宗元《送元暠师序》曰： “元暠师居武陵(朗州)有年数矣，与刘游久且昵。”刘禹锡送僧诗二十四首，大多数是在朗州写作的。在《送僧元暠南游》诗引言称赞他“妙音奋迅，愿力昭答”。刘表示“雅闻予佛而佞，亟来相从。”他从元暠那里领悟到佛法的殊胜，感叹地说：“予策名二十年，百虑而无一得，然后知世所谓道无非畏途。唯出世间法可尽心耳。”“予策名二十年”是指自贞元九年(793)至元和七八年(812、813)，这二十年中，他正值廿二岁至四十岁的血气方刚年华。贞元九年，时年二十二岁登进士第， 不久擢监察御史。在此期间，他常与柳宗元、吕温等“讲疑考要王霸富强之术”，寻求解决社会危机的途径。三十四岁时参与永贞革新失败后而遭贬谪。他的政治抱负未能实现，百思而不得其解。 自从接触佛法后，才悟到“世所谓道无非畏途”。只有“出世间法”才能启悟人心，拯救社会。
他在朗州十年写了近百篇诗文，其中不少是宣扬佛法，赞叹高僧以及富涵禅味及禅境的篇章。其后，他为禅宗六祖大鉴禅师、湘潭唐兴寺俨公、牛头山第一祖法融大师、杨岐山故乘广禅师等撰写的碑文，以及撰写的《佛衣铭》、《夔州始兴寺移铁像记》、《毗庐遮那佛华藏世界图赞》、 《成都府新修福成寺记》，均显现他受佛法的熏陶，心灵得到净化，思想得到升华，心身进入禅的新境界。如他在《赠别君素上人》诗引言中曰：“晚读佛书，见大雄念物之善，级宝山而梯之。高揭慧火，巧熔恶见，广疏便门，旁束邪径。其所证入，如舟溯川，未始念于前而日远矣。夫悟不因人，在心而已。”在《送慧则法师归上都因呈广宣上人》引言中曰：“以为尽妙理者莫如法门，变凡夫者莫如佛土，悟无染者莫如散花。故业于净名(经)，深达实相。”还谈到禅与诗的关系，在《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》诗引言曰：“故自近古而降，释子以诗名闻于世者有焉。因定而得境，故涤然以清。由慧而遣词，故粹然以丽。”这都是他勤修戒定慧，息灭贪嗔痴的心得。佛家认为，戒定慧三法相资不可或缺， 因戒而生定，定而生意，此三者次第相生，入道之关键也。刘文说“定而得境”，使散乱的心水澄明，进入创作意境;开慧后遣词造句，能得到精华而美丽的词藻。这都是他达佛之知见，自家家珍的和盘托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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